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范文

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范文

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,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。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“合作原则”。

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、质的准则、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。20世纪80年代,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“合作原则”的基础上,从修辞学、语体学的角度出发,提出了著名的“礼貌原则”,其中包括得体准则、慷慨准则、赞誉准则、谦虚准则、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,其核心内容为:尽量使自己吃亏,而使别人获利,以取得对方的好感,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,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。

“礼貌原则”和“合作原则”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,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,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。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,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,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,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。

因此,“礼貌原则”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。在跨文化交际中,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,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,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,从而导致交际失败。

因此,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,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,因为,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。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。

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,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。谦逊准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扬,尽量贬低自己。

西方文化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,因而是礼貌的。因此,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,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,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,令人难堪。

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,提倡“谦虚”和“卑己尊人”,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。汉文化中的“礼貌”植根于儒家“礼”的传统,强调“贬己尊人”和“中庸”,提倡谦虚;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,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,提倡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。如果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、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,如:“请光临寒舍”等,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名其妙。

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准则,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。此外,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,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,因此,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,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,强调个人的面子。

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,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,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、分明,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,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,才会变得完整,因此,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,注重集体荣誉感;在交际中,他们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,强调群体的面子。中国文化自我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家族血缘为尺度,在交际中遵守近亲准则。

例如,中国人在交际时喜欢问人私事,或毫无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,因为按中国的礼貌传统,了解私事是交际一方为了缩短和对方的横向距离而做出的一种势力,表示把对方定位在一个离交际主体相对较近的位置。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,自然也是“礼貌原则”贯彻执行的条件。

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,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;反之亦然。语境,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,如权势、社会距离等,对“礼貌原则”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。

例如,没有权势的人与拥有权势的人说话,其礼貌程度要比拥有权势的人与没有权势的说话时的高。而社会距离同样影响语言礼貌的程度,社会距离越大,交际双方说话时的礼貌程度越大,反之则越小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,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失误的根源主要是交际双方没有取得文化认同。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共识与认可,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,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和价值取向。

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认同是相互的,人类需要这种相互的文化认同,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。文化认同原则可以被认为是指导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原则。

在将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际当中,我们必须注意礼貌原则的文化习俗性,处理好礼貌原则中各项准则与交际距离之间的关系,努力达成不同文化间的认同,只有这样,才能维护和保持一定的交际距离,以达到所期望的交际效果。来源: 光明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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