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事上的制高点,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交战的哪一言捷足先登,就可占据地利,居高临下,掌握战场的主动权。这一规律启示我们:在演讲交谈中也要抢占“制高点”。这里所说的制高点,就是观察事物、抒发己见的着眼点、立足点及其高度。古诗云: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籍秋风。”只有站在一定高度,才能鸟瞰全局,引发出高人一筹的真知灼见。那么,如何提升谈话的境界与高度呢?在这方面,历代伟人前贤的精彩范例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――
从现象提升到本质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,林肯总统有一次搭乘“日光号”轮船冒雨慰问前线将士。他同船员一一握手,最后轮到一位加煤工,他的手上脸上沾满煤烟灰,于是歉意地说:“总统先生,我的手太脏,不便与您握手,可我是船上最敬重您的人之一。”林肯大声说:“朋友,把你的手伸过来吧!那双手是为美利坚合众国加煤才弄脏的。”(见《外国十元首传》第75页)这番交谈十分真诚而富有人情味。林肯总统站在“国家利益”的高度,通过加煤工“手脏”的现象,揭示了为美国这部国家机器加煤、应引为自豪的崇高精神和事物本质,闻之倍感亲切、倍受鼓舞。当然,这里只讨论语言与口才技巧,绝无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抹粉之意。
从微观提升到宏观。《资治通鉴·卷36》记载着汉文帝刘恒与周勃、陈平的一段对话,听来饶有情趣。文帝问右丞相周勃:“全国一年判决多少狱案?”周勃抱歉地说“不知”。文帝又问:“全国一年征收钱谷多少?”周勃仍回答不出,此时已惊恐不安,直流冷汗。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,陈平坦然回答:“这些事各有主事的官吏:陛下查问决狱之事,可问廷尉;欲知钱谷之数,可问治粟内史。”文帝继续追问:“那么你主管和熟悉何事?”陈平答曰:“陛下委我以丞相之职,对上辅佐天子,调理阴阳;对下安抚百姓,和顺四时,……使文武百官各尽其职,这才是我的职责。”文帝听了深表赞同。左相陈平站在“总领百官”的宏观角度,明辨“帅”与“将”的职能划分,不以偶尔“不知”为失职,从容答问游刃有余。相比之下,职居陈平之上的周勃则囿于“事无巨细必欲躬亲”的微观层次。显然,口才的巧与拙说到底取决于思想认识水平的高与低。
从偶然提升到必然。《晏子使楚》的故事人所共知。战国时期,齐相晏婴有一次出使楚国。楚王处心积虑想羞辱他一番。召见晏婴时,故意令一武士押一囚犯从庭前走过,并煞有介事大声问道:“下面押的是什么人?”答曰:“是个盗贼。”楚王又问:“这个贼是哪国人?”武士回答:“是齐国人。”楚王转问晏婴:“你们齐国人惯于行窃吗?”面对泰山压顶般恶意发问,晏婴以退为进,从容对曰:“臣听说有一种树木,长在江南则生橘,长在江北则生桔。这不是树的品质不好,而是水土使然。敝国臣民一向安分守己,可一到上国就变成贼,这不是其习性不良,而是教化与风气所致啊。”在这里,楚王以“齐国人可能会做贼”的偶发事件提出诘难,强调了事物的偶然性、可能性;晏婴则从“楚国一定会使好人变成贼”的角度予以还击,强调了事物的必然性、逻辑性,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,以守为攻深刻有力。
从孤立提升到联系。据史书载,北宋王安石之子王元泽,幼时聪颖过人。有一次他随同大人游玩,看到一个大木笼子里关着一头鹿和一头獐。大人们故意刁难他,问道:“哪头是鹿,哪头是獐?”王元泽本不识鹿、獐,但据实回答未免遗人笑柄,于是他机敏地回答:“鹿旁边是獐,獐旁边是鹿。”闻者无不称奇。小元泽没有被“这是什么,那是什么”的孤立提问牵着鼻子走,而是站在更高境界,看到互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,从“此物”与“他物”的关系上做出判断,正所谓“不为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
从细小提升到宏大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:“项羽少时,学书不成,学剑又不成。”其叔项梁因训导未果而“怒之”。项羽却说:“学书,足以记姓名而已;学剑,不过能敌一人,均不足学。我要学‘万人敌’”。无独有偶,后汉时的陈蕃,少时不拘小节,有人劝他打扫庭院以迎嘉宾,他回答说:“大丈夫处世,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,干吗扫那小小的庭院?”俗语说“言为心之声”,项羽不愿学“一人敌”而要学“万人敌”,陈蕃不屑于“扫一室”而要“扫天下”,这番石破天惊的宏论,足见其不甘平庸的“鸿鹄之志”!
从“得子”上升到“谋势”。三国时期,吴主孙权有一次率军与曹军对峙,鲁肃领兵前来助战。孙权亲自出营劳军并下马而立迎接这员爱将,这一礼节可谓十分荣耀的“我主隆恩”。二人并驾回营时,孙权悄悄问鲁肃:“寡人今日下马相迎,足以在三军将士面前显示你的尊荣吗?”鲁肃回答:“不能。”孙权颇感意外:“那怎样才好呢?”鲁肃答曰:“愿主公一统天下,克成帝业,使我鲁肃以辅佐之功,名垂青史,才能真正显示微臣的荣耀呢!”以上孙权所言,囿于一时一事之荣辱,属“得子”之论;鲁肃却着眼千秋帝业和青史留名,属“谋势”之见,显然棋高一着,挠到了孙权的痒处,故而“龙颜大悦”皆大欢喜。
从枝节上升到根本。据《资治通鉴·卷245》记载:唐文宗李昂有一次召见群臣,扬着衣袖说:“朕这件衣衫已洗过多次。”意在夸示自己生活俭朴。在座的柳公权泼来一飘冷水,他说:“陛下贵为天子,最根本的在于选贤能,罢不屑,纳忠谏,明赏罚,才有益于国家社稷。至于‘龙袍三浣’乃是旁枝末节,何必夸耀。”柳公权拨云见日,直指要害,“龙袍三浣乃是小节”,迎头一句棒喝,当使沾沾自喜的唐文宗和颂声盈耳的“众贤卿”头脑清醒些。看来,柳公察微知著的远大眼光和他的书法一样堪为世范。
从平淡上升到奇幻。战国时有个“二王比宝”的故事。有一次魏惠王问齐威王:“齐国有宝吗?”齐王曰“无有。”魏王自夸道:“敝国虽小,尚有圆径一寸的十颗宝珠,均可照亮十二乘战车连起来之远。贵国之大岂能无宝?”齐王说:“寡人所说的宝与你不同。我有大臣檀子,令他守南城则外敌不敢侵犯;官吏黔夫,令他守徐州则四邻威服;大臣种首,令他捕盗则道不拾遗。这几位大臣足以光照千里,何止区区十二乘之远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卷2》魏王夸宝,本是鸡零狗碎的平庸话题,深藏不露的齐王却化腐朽为神奇,从平凡的话题中引伸出深远广阔的寓意,令人击节赞叹。
从个别上升到一般。1971年“9·13”事件林彪坠亡不久,来华访问的某国特使曾问周恩来总理:“贵国的社会主义这么好,你们的‘副统帅’为什么还要叛逃呢?”对这一十分敏感且带有挑衅意味的诘问,答以“林彪叛逃无损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”之类托词,未免落入俗套,苍白无力。周总理轻轻一笑,回答说:“苍蝇总往臭处飞。”直是妙语惊人!对方以偏概全,抓住个别事件蓄意发难;周总理则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人生,信手拈来一个生活小常识,赋予它特定的政治寓意,点石成金,做出妙答,收到“四两拨千斤”之奇效。这种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政治眼光和天衣无缝的外交辞令令人拍案叫绝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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